教育聚焦
【观察】比拼“状元”:难以抑制的教育“GDP主义”
2012/7/5

 

比拼“状元”:难以抑制的教育“GDP主义”

作者:章苒 余靖静 周劼人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杭州7月3日电高考在中国素有中国第一考之称,如今已进入公布成绩、学生选择学校的阶段。而中国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正忙着做一件事:通过屏蔽状元信息等方式,竭力阻止媒体吹捧那些总是能垄断高分考生的超级中学。
  广东省高考放榜,有一些平时很优秀的考生查不到自己的成绩,学校很着急,考生很害怕——原来是当地考试院为了杜绝炒作和比拼状元,干脆屏蔽了前十名的信息。
  可惜在整个社会对状元追逐的热情面前,广东的善意之举沦为了掩耳盗铃”——媒体不会被难倒,他们转而炒作前二十名,或者寻找疑似状元
  每个省都有状元生产线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据说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宁波镇海中学网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从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
  对高分、对状元的追求,让学校和学生都倍添压力。一位北京人说:许多学校加入到对成绩的争夺战中,而压缩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和双休日,用来做习题是竞争的关键。
  作为浙江省高分考生最多的学校之一,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地做、不断地记、不断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畸形的压力甚至传递到小学。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顾昉在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学校反映。学校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了
  但实际上,中国教育部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家长们认为,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考试,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前途。因此名小学、名中学到名大学,这已经成为中国孩子们的第一选择。
  升学主义就此控制了家长,家长影响了地方行政力量,地方行政力量将升学当作地方上最大的教育成绩,或者说教育GDP。这就足以干预到一个学校往哪里走——毕竟校长是行政任免的。
  对于省一级层面来说,高考成绩的比拼总体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国家层面更是如此。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鲁林岳说,但是到了各个地市,争夺状元什么的恶性竞争就开始了。
  在浙江,众多校长都对2009年的一幕记忆犹新。那一年高考放榜,当地的19楼论坛上有家长发帖指出全省高考前十宁波镇海中学占了七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直接导致当时的杭州市主要领导召集了高中校长们开了一次会,希望杭州能迎头赶上。
  杭州中小学好不容易走上了素质教育、以孩子为本的发展轨道上,但是当年这个事件之后,舆论环境仿佛又退到10年前的恶性竞争。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处处长黄建民说。不少校长告诉记者,这两年教育改革的环境明显恶化了。
  高考成绩绝对是一个高中校长走出校门,面对社会所戴的第一个紧箍咒叶翠微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的经济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孩子,为学校争光,为地方争光。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教育GDP,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缺乏理性,都愿意拿一个简单的指标来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虎爸和狼妈的蹿红让教育界人士尤为反感。不否认他们的孩子优秀,但是把孩子培养上北大、清华就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它显示了我们社会对成功的标准只剩下一把尺子,意味着这把尺子量不出来的孩子都是失败的。
  地方上比拼状元,赢了教育的结果,是输了孩子。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分出了三六九等。刘希平说:最后整个教育,80%的孩子在为那20%的好学生陪跑,这80%的孩子注定了在人生一开始的时候就饱尝失败,这样的结构是非常恶劣的。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反思。叶翠微说,孩子除了应试能量超级强大以外,身体素质、心理健康、责任感和创造力都令人担忧。比如跟日本和韩国的孩子相比,肺活量的平均水平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二。
  已经有一些教育界的人士试图改变现状。例如浙江省有19所中小学加入了解放孩子联盟,教育厅对加入该项目的学校赋予一定的自由度,例如国家规定一周七节语文课,有的学校就缩减到五节,学校还被特别允许不参加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